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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需要什么樣的營商環境?

我們需要一個寬松的營商環境,減少政府部門對市場和企業的干預,讓市場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,讓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的主體。

p105-插圖:《中國經濟周刊》美編 劉屹鈁

(插圖:《中國經濟周刊》美編 劉屹鈁)

茶 座

文 | 陳九霖

(本文刊發于《中國經濟周刊》2019年第9期)

企業發展不外乎內因和外因兩個方面。內因是根本,外因是條件;內因是個性,外因是共性。就國家經濟而言,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,就是解決企業發展的外因、條件和共性問題。

在世界銀行發布的《2019年營商環境評估報告》中,中國位列營商環境改善最顯著的經濟體之一。中國營商環境總體評價在全球190個經濟體中排名第46位,較上一年度上升了32位。其中,開辦企業便利度排名第28位,較上一年度大幅上升了65位。

世行的營商報告肯定了我國營商環境的進步,也指出了進一步改進的空間,畢竟,我國總體營商環境還排在第46位,趕不上我國香港地區(第4位)和隔海相望的韓國(第5位)、美國(第8位),甚至還落后于我國北部鄰國俄羅斯(第31位)。那么,我們的企業究竟需要一個什么樣的營商環境呢?

第一,我們需要一個寬松的營商環境,減少政府部門對市場和企業的干預,讓市場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,讓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的主體。

《老子》講,治大國如烹小鮮,其中的核心意思就是不要過于倒騰、折騰、干預和干擾,政府應主要做好宏觀經濟工作,把屬于市場自我調節和企業自我發展的微觀經濟交還給它們;即使是宏觀調控也不必過于頻繁,每項政策出臺都要系統思維,著眼長遠,統籌兼顧,抓大放小。政府部門不要具體地干預企業的經營活動(包括國企),讓法人治理體系發揮自己的直接作用。BAT等互聯網巨頭能夠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,便是國家給予了高度寬松和寬容的營商環境。

世行的營商報告稱,128個經濟體在減少政府對于企業的障礙方面所進行的改革,都在不同程度上,使中小企業和創業者受益,在創造了工作崗位的同時,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私人投資的意愿。

世行的營商報告還把上海和北京作為樣本城市,其中,上海權重為55%,北京為45%。世行之所以認為上海的權重高于北京,是因為上海從去年開始,聚焦減時間、減環節、減費用,對標世界銀行營商環境指標,推出了一系列大力度的營商環境改革專項行動,大幅度地提高了市場主體的營商便利度。這些都受到了營商報告的充分肯定,更是受到企業的歡迎。

經濟學家林毅夫創立的新結構經濟學強調,“有效市場”和“有為政府”,是經濟快速可持續發展的兩個最重要制度前提。但如何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系,尤其是把握一個什么樣的度,則更加重要!筆者認為,能夠通過市場解決好的問題——尤其是微觀經濟問題,就不要動用行政手段。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提出了“小政府,大市場”的理論,至今仍不過時,甚至是“有為政府”的一種體現,因為敢于“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”體現了政府的勇氣、膽識和寬容。

第二,合理的稅賦對企業發展至關重要,政府在減稅降費方面的努力需要落地生根,讓企業享有持續的獲得感。

企業就是創造價值與財富的機器。國內外不少經濟學家認為,利潤本身就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指標。而稅收對利潤具有直接影響。

美國紐約市是全球最主要的國際金融和商業活動中心。紐約市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其稅收環境,紐約州也是美國稅收比較優惠的幾個大州之一,其大部分公司的州稅僅為凈收入的7.1%,或投資資本金的0.16%。

2018年,美國全年的GDP增長率為2.9%,創下了2015年以來的最高增長紀錄;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長3.2%,超出市場預期。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美國的減稅政策有關系。

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,我國要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,將深化增值稅的改革,將制造業等行業現行的16%稅率降低至13%,并且,將交通運輸業、建筑業等行業現行10%的稅率降至9%。

此次減稅的確會幫助企業減輕負擔,且其增值稅率也與世界上其他很多國家的增值稅率保持一致。現在應該將注意力放在政策的落實層面,因為增值稅的減免要通過“以票抵稅”的形式進行。我們曾經遇到過的很多情況是,上邊的政策恰到好處,但是,具體落實時,越到地方阻力就越大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,有時候政策在具體執行時,不僅沒有減負,反而可能通過“嚴格執法”“靈活解讀”而加大了企業的負擔。

因此,建議加大政策落實的督促與檢查力度。同時,要充分考慮并制定出相應配套政策,讓地方政府不因減稅政策而帶來難以承受的壓力和負擔。

第三,法治化建設是檢驗營商環境好壞的重要標準。其中,最重要的就是,確保各種所有制的企業都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競爭。

商業是有規律的,順之者昌,逆之者亡。要把握這個規律,就需要營商環境的確定性和持久性,政策多變必然打破規律,讓企業無所適從。要確保這個確定性就需要法治的保障。因此,我國立法一定要考慮營商環境,尤其是要確保各種所有制享受同等待遇,包括貸款、稅收、工商、勞動用工和自然資源等。

在銀行貸款方面,一些金融機構更愿意把資金貸給國企,哪怕是效益不好的國企,卻不愿意貸給民企。因為一旦貸給民營企業形成壞賬就可能首先被懷疑存在腐敗問題,就會被追責。應從法律上保障對國企民企一視同仁,貸款不分所有制,只管企業是否優質。

在企業注冊、注銷、工商手續、破產重組和企業家權益保障、知識產權?;さ確矯?,也都需要從法律上更加明確與優化。有些企業出現?;?,企業家寧愿選擇“跑路”,甚至自殺,卻不愿意申請破產?;?,這是因為這方面的法律還不太完善。一些陷入困境的企業,在其申請破產?;な?,往往由于程序上的繁瑣而導致時間上的無限期延長,而企業家們在困境時以個人名義進行的貸款,卻無法延長時間。因此,減少破產審核時間以及對企業家的破產?;?,須從法律上優化和完善。

除了立法要有前瞻性和系統性之外,在適用法律和執法的層面上,也要確保依法治理。有法不依、行政干預、運動性執法、編造罪名等等,都是對營商環境的傷害。

最后,營商環境具有系統性和生態性。而且,難以一蹴而就,必須積跬步,且步步為營,以至千里。

責編:郭芳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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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第9期《中國經濟周刊》封面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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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網絡編輯:何穎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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